王超品: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的路径探析

作者:来源: 发布时间:2023-11-28点击数:

作者简介:王超品,pg电子官方网站教师,硕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思想政治教育在站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东陆青年学者。云岭青年宣讲团成员。

摘要: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既能厚植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又有助于增强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对中华文化和中国道路的自信;更有利于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报国之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青年力量。数字媒体时代,将新媒体应用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明确这些挑战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探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新路径。探索新媒体和信息化驱动的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的有效途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青年的发展直接关系着“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不仅关系着青年自身的成长成才,还关系着国家的繁荣发展以及执政党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当前,在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之下,各种社会思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并对青年的价值观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年。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主要包括长期生活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和云南等地区的12—35岁的少数民族群体和汉族群体。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年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地缘环境、信息技术手段、教育程度、民族文化和民族属性等因素影响,需要在挖掘和整合各种有效数据和信息之后,去考量和审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因此,如何提升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五个认同”,并使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青年力量支撑,是当前党和国家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 提升的理论与现实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再次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强调认清民族关系的主流与末节、大力倡导民族团结方面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论断,促进了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增强“五个认同”,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民族工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2015年8月24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五个认同”的概念。“五个认同”的提出是实现政治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自“五个认同”提出以来,迅速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五个认同”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第一,以“五个认同”与大学生的教育相融合为角度的研究。第二,研究如何强化各民族对“五个认同”的学习。第三,关于“五个认同”重要性的研究。第四,关于“五个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五,关于“五个认同”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此外,国外学者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研究的较多。对民族认同关注多的学者主要有托马斯(Thomas),菲尼(J.Phinnery),菲利克斯?格罗斯(FeKksGross),赫尔姆斯(J.E.Helms)等等。从现代以来,吉登斯、泰勒、哈贝马斯、卡斯特等人将关注点转移到现代性对认同问题的影响和作用上。他们都较为赞同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全球化、多元文化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引起了个体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模糊化。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凯杜里、金里卡等为代表,他们都主张应当要根据各民族的不同地域、心理、文化等多因素特点,强调尊重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借此维系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关于文化认同方面的研究,以亨廷顿、伊格尔顿和吉登斯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甚广。可见,学术界从不同的视野对“五个认同”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研究内容不够具体化、深人化的问题,研究方式方法也略显单一。笔者主要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青年这个特定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着力阐述在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全球化浪潮中西方价值观的渗透,非理性社会心态和数字媒体的复杂性等对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带来的问题与挑战,重点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

认同的形成需要有能够连接民族成员个人与政治共同体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不仅仅是局限于血缘上的,而是需要历史记忆和文化沉淀形成的稳固的结点。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问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征,民族语言与社会认同有着天然的联系。“言说者通过语言的使用来界定自己和他者,他们把自己的语言视为社会认同的符号”。此外,边疆民族地区部分青年“民族文化差异大,民族宗教感情强烈”?,容易受到“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干扰。”本文结合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特点,着力从以下三点来阐释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五个认同”的现状。

一是部分边疆青年国家意识薄弱本民族认同强烈。“当代族群研究理论多倾向认为,族群是人们主观上的认同,受固有理论模式的影响,往往把同一个族群视为铁板一块,强调其认同的同一性、延续性和静态性,而忽略了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与环境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动态变迁性,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而造成的在认同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进而导致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在部分青年群体中比较明显,而且没有被足够重视。

二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问题比较突出。数字媒体时代,新的传播媒体的出现,许多社会思潮和网络语言的交织,使得现代民族地区青年一代对中华文化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在逐渐减弱,许多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扰乱了青年对优秀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常常表现为“西化”与“中化”、“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之争。泛西方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青年人崇尚西方的节日,诸如西方的情人节、万圣节和圣诞节在青年群体中盛行。

三是部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五个认同”共识度低,需要强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五个认同”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同心同德的信念支撑,它是政治认同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表现。“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讲,由于各民族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较为明显的发展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诉求的非一致性,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如果不能妥善协调这些关系,则会引起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甚至对立,导致民族问题的激化,牺牲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甚至导致政权的瓦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五个认同”培育问题逐步上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五个认同”是一个整体,其内在有机性来源于各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来源于各民族之间的共性因子。边疆作为一种生活环境、生计条件、生存空间,相对于内地或“东部”发达地区,影响边疆民族地区“五个认同”共识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网络环境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缘政治、民族和宗教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和网络环境会对“五个认同”共识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总体情况是好的,他们深深热爱伟大祖国和中华文化。但是,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五个认同”的提升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时代变化、社会变迁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数字媒体时代对价值观多样化、社会心态多元化和数字媒体的技术路径复杂化等方面的影响,需要积极努力应对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时代机遇与挑战,明确这些挑战会更加有利于探索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的实现路径。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的路径探析。

第一,互联网浪潮中,西方价值观渗透风险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惧怕中国的发展强大,试图通过价值观的宣传来进攻或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常见论调为,“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只有普世之路”。以此来宣扬普世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盛行,信息量剧增,网络以其独特的优势也成为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了解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现在这样多元信息相互激荡的环境下,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不可避免受到其消极影响。特别是青年群体接受新事物较快,更加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构建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然而,由于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存在信息控制技术落后的状况,网络信息过滤门槛低,进而导致多样的、参差不齐甚至庸俗的信息涌人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视野,很容易对尚未完全建立稳定价值观的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形成困惑,从而产生一些错误认识。

第二,青年群体的非理性社会心态不利于提升“五个认同。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态容易受到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人口环境压力大、贫富差距大、诚信缺失等问题都会成为非理性社会心态产生的原因。由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大肆鼓吹‘西藏独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和分化瓦解活动,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其重要的手段就是在高校争夺少数民族学生的心,在民族、宗教、贫困、失业、人权等方面挑拨离间、传播歪曲信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党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这就会导致部分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存在非理性认知。从具体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渗透不良思潮,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二是边疆地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三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社会环境中习得的价值观、风俗习惯与主流价值规范内化调适过程中的不适应”。

第三,数字媒体时代提升“五个认同”的技术路径更加复杂化。数字媒体时代就是数字化的新媒体。数字化的传播从出现到兴起时间并不长,但却对现代社会的传播方式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计算机网、电信网和广播网这三大新媒体的基础传输平台互相融合,都具备了点对点、点对面以及多点对多点的传输优势。此外,数字新媒体的服务形式丰富多样。例如门户网站、电子邮箱、搜索引擎、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电视、手机报纸、手机游戏、手机彩信、手机短信等。这些促使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管理逐步数字化,无论是手机短信和网站平台,或者是其他新产生的传播形式,他们的传播形态都因信息载体的改变而改变,而数字化成为这些媒体形态的共同特征。数字媒体以其较高的传播速度、海量的传播内容以及多样的传播形式,对传统媒体全面颠覆,与此同时也给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带来了一些挑战。有学者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青年政治认同的现状,并指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凭借网络沉渣泛起,国家意识形态遭到削弱,这对新时代青年的政治认同提升造成严重冲击,也直接影响着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度,使得青年无法真正投人到国家政治实践中,支撑国家的发展。”这表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多元思潮的汇聚、交融,一些文化分裂分子更是大肆利用新媒体发表大量的违反国家法律和道德的“挑衅性”言论,以及大量的政治、社会谣言等。敌对势力通过新媒体来攻击党和政府、抗衡以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提升的现实路径

当前,结合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挑战,下面提出几点提升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具体对策。

其一,通过制度机制建设,满足少数民族成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确保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加强和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选择,是实现“五个认同”的重要政治保障。盖伊?彼得斯在《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指出:“每一种制度分析方法首先要回答的,也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它怎样定义制度”。有学者指出:“制度机制通常由正式制度(例如政策、法规等)和非正式制度(如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构成,是社会冲突和合作积淀的结果,是公众遵从的规则。”首先,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机关的职责上来看,最首要的职责是要维护民族成员的平等权益,切实保障国家和民族地方的法律和法规在自治地方的执行。除此之外,按照自治区内的各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区域环境条件,平衡自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协调自治民族与其他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代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关系的制度实践表明,在废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前提下,通过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增强了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文化多元化的保存确立了政治根基,同时,也增强了民族间的包容性,民族间的利益纠纷有效得以调解,减少了民族矛盾。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也进一步表明了这一制度是多民族国家实现统一和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最佳制度选择。其次,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需要法律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现认同提升的法律约束机制。换言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必须依靠坚实的法制来保障。最后,建立多项民族政策的联动协调机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政策主张,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也可以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进言之,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般都是为了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民族团结。并成功探索出了民族团结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建立以民族团结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多项民族政策的联动协调机制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青年的各项权益和权利,确保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社会地位。通过多项民族政策的扶持来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的发展,逐步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缓和民族矛盾,培育国家认同,实现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基于此,保护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青年的利益应当成为构建多项民族政策联动协调机制的基本价值底蕴,维护好边疆民族地区广大农村青年的基本权益。

其二,建立一支具有坚强意识形态阵地意识的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五个认同”共识度低和青年群体非理性社会心态的形成主要是教育出了问题,青年的教育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应当肩负起青年教育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一定位,立足于实现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深刻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为我们明确指出,夯实意识形态主阵地,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之所需,使命之所在。为此,应当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五个认同”,努力建立一支具有坚强意识形态阵地意识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少数高校在办学理念上片面重视办学规模、学科建设、师资培训、学位点数量、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名师队伍、就业情况等因素,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少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尤其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来讲,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一重要论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师作为立德树人的灵魂工程师,作为青年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的引导者,责任尤为重大。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如何做到让青年学生愿意学、好好学,就需要思政课教师用心用情教,要帮助青年学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抓住青年学生价值理念尚未完全形成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其主导性,用自身实际行动、用丰富的理论和鲜活的现实案例感召学生、引导学生,用心用情地帮助帮助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提升“五个认同”。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和民族类院校的生源扩招,在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也在不断增加,这也是当前高校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现在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即人为地收窄和限定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范围,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只是党务工作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书记和副书记的工作职责,其他领导如果想重视和抓好这项工作,反倒会给人以理论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的印象。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工作,离开了对这项工作根本性、全局性的认识,我们也就无从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此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战略及机制。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因为,技术已经成为了“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随着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即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应当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肯定和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及全局性。尤其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教师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更应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值得肯定的是,只有切实增强高校的意识形态主阵地和高校意识形态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才能促使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学生的“五个认同”得到有效提升。

其三,利用好新媒体平台,实现多媒体平台与信息平台双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现代社会,是信息化高度发展、公共信息和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大众传媒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的渗透、报导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因此对青年群体的观念意识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数字媒体时代也是一个全媒体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需要运用新型传播载体,发挥好引导、宣传、监督的效用。运用新媒体平台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一是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二是开展对正面效应的人物事迹的宣传;三是加强新媒体教育培训,提升“五个认同”教育工作者的技术应用水平和能力;四是优化整合资源力量,在巩固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建设利用新媒体进行“五个认同”教育的网络基地。在此基础上,加强多媒体平台和信息规范化建设,实现多媒体平台与信息平台双推进,管好用好大数据和信息平台。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广泛宣传“五个认同”。并积极注重引导和规范民族地区青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导向,注重发挥知识精英引领先进社会思潮、激发和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平等、公正、诚信等社会通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离不开社会舆论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这就要求我们需要紧密结合大数据和信息平台,发挥网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战场作用,加大力度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五个认同”的提升。

四 、 小结

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的主力军,而且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关键力量和支撑。在数字媒体时代,应当重点关注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非理性社会心态,通过一系列制度机制来调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切实增强意识形态主阵地和意识形态思政工作队伍建设,引导青年坚决抵制西方错误社会思潮;利用好新媒体平台,积极引导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原文出自:《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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