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帮云，pg电子官方网站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交往即人们的交际往来、相互作用和彼此联系。现当代学术界谈及交往，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是哈贝马斯基于解释学和普遍语用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其实，早在哈贝马斯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交往作过丰富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的交往理论具有本真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性，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高度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广泛全面，从文本看，散见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范围看，涉及交往意识、交往关系和交往活动等各维度。人们有交往才有互动，有互动才会产生团结意识、团结关系和团结行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交往是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是我国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的思想基石和行动指南。
交往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共同体，为团结奠定基础和前提。交往提供社会前进的动力，推动团结升华。有诸多共同性的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聚集为民族，作为社会交往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交往，即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互动。民族团结在民族交往中形成和发展，新时代要通过加强民族交往不断提升民族团结的层次和境界。
交往编织社会关系，促成人际团结。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类通过交往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马克思认为，交往既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又是人们建立在该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就后者而言，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才能成其为人，人的社会性才能得到彰显。团结体现了人的社会联系本质，人际团结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团结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人们在交往中难免有摩擦、冲突、碰撞，但总体来说，交往会促进各方的相互理解、互通有无与共同进步。反之，如果人们各行其是、独来独往，就不会产生社会联系，因此也就无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交往形成社会共同体，促成共同体的凝聚和团结。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不会形成社会、产生社会共同体。交往就像凝结剂一样，将诸多个人凝聚成社会有机整体，使得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交往促进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的整合、社会关系的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指出：“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造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造着现存的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团结，从力量之源来说，既来自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也来自共同体外部的压力，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来自共同体的内聚力。因为外部的压力只是暂时的，当外部压力不复存在而内部又缺乏凝聚力时，一盘散沙的非团结局面就出现了。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捆筷子抱成团，共同体的力量远大于单个个体的力量，交往将众多个体凝结成紧密的共同体，从而产生巨大的团结力量。
交往推动团结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随着物质交往的推进，社会团结的层次和境界也不断提升。物质交往活动分为三个阶段：以血缘、地域交往为主要特征的人的依赖性交往阶段，这是一种依附性的交往；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市场交往阶段，这是一种异化或物化交往；自由个性交往阶段，这是一种自由自觉的交往。物质交往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进步和飞跃，社会团结也就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在第一阶段，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交往不发达，团结主要限于熟人圈子，即人们居住的地方。而且，这种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和社会同质的基础上，个性常常被压抑，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权威。在第二阶段，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物质交往频繁，团结的对象不仅有熟人，而且更多的是陌生人，团结的空间往往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但是，这种团结是以商品交换和利益共赢为基础的。因为竞争和利益争斗，团结有些时候脆弱到不堪一击。第三阶段，在商品经济形式下，人们广泛交往，自由联合劳动，共享社会劳动成果，自由全面发展，个性与社会性达到高度统一。自由人的联合既是社会交往的最高形态，也是社会团结的最高形态。与第一、二阶段相比，第三阶段的交往不再受“人”的奴役和“物”的驱使，是真正自由和高度自觉的活动，这个阶段的团结(“自由联合”)也是无压制和超功利的。
交往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交往既存在于民族内部，也存在于民族之间。民族团结即各民族及其成员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相互依存和紧密结合关系，它的对立面是民族疏远、排斥、隔离、分裂。基于交往的民族团结既包括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团结，也包括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交往之所以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从物质角度看，它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各种物质力量的互换与互补。交往能满足双方的需要，促进双方的发展。现代系统论认为，开放是系统发展和优化的必要条件。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系统，民族和民族之间进行交往，有利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反之，如果某个民族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进行交往，不向其他民族学习，不与其他民族竞争合作，它就会日益衰落，甚至销声匿迹。马克思看到了法国小农社会由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等引起的人们相互隔绝的封闭、贫困状态，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建立普遍的交往关系，才能打破隔离局面、摆脱落后面貌。交往之所以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从精神角度看，它能缩小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使其情感亲近、精神相依，从而生发和铸牢民族团结。无论是在民族内部，还是在民族之间，人们要接触沟通、交流往来，否则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了解谁。如此，大家要么相互冷漠，要么对立为敌，无以言团结。回望中国历史，无论是单个民族的生成，还是多个民族聚合为更大更强的中华民族，都是人们相互交往的结果。凝视全球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孤立或对立，增强互信，增进共识，实现团结和谐，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步，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普遍交往。
中国新时代民族团结建设的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加强交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交往能缩小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增加共性与共识，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结成更加团结的共同体。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交往是加深民族了解、消除民族隔阂的途径，是沟通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的桥梁，只有以民族交往为前提条件，民族的差异性才会逐渐转化为共同性。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提升民族团结，需不断加强交往，既要通过交往改善贫困民族的落后面貌，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各民族的优势互补，也要通过交往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构筑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对此，习近平指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习近平的民族交往思想为新时代民族团结建设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从人的依赖性交往阶段发展到市场交往阶段，人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主体性的觉醒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过于张扬主体性，就会导致无视他者或侵犯他者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不仅讲主体性，而且讲互为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性，即一方面把自己当作能动的主体，另一方面承认和尊重他人的主体地位。新时代民族交往中，各民族要自觉树立和践行交互主体意识，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民族团结。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在批判继承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反对封建神学对人的贬抑，高扬人的主体性，用理性的方法把人抽象成大写的“自我”。这样，一方面提高了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造就了孤傲的、原子式的个人。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阶段，费希特意识到，主体自身的自我意识不能脱离主体间的相互承认。青年黑格尔认同这一看法，并在谢林同一性哲学的影响下，更加深入地论证主体间性。马克思赞同费希特和黑格尔所讲的自我与他人同一的承认观念，但并不像他们那样仅仅从逻辑上进行抽象论证。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要结合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物质生产实践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是随生产力及其相应的交往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交互主体性。他认为，人是关系性存在，主体和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不仅要把自己当作主体，而且要把对方当作主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马克思不仅重视人的主体地位，而且非常关注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共生共进的交互关系。重视人的主体地位，这是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肯定人的价值的进步思想的传承；强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这是对近代启蒙主体思想的扬弃；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讲交互主体性，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主体间”思想的超越。
交互主体性体现了人作为主体的社会性。社会历史是主体自我意识彰显的过程，但是，如果只讲主体性而不讲交互主体性，各主体以自我为中心，主体之间难以联合，社会便一盘散沙。另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同于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应建立在平等、自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否则“主体—主体”关系就会沦为“主体—客体”关系，从而使交往异化。哪怕是以“主体—客体”关系为主的科学实践活动也具有社会性、交互主体性。“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我也是社会的……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总之，每个人都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人与人应该互为主体性。
民族交往也要以交互主体为前提。每个民族成员都要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成员，每个民族都要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否则就会出现“征服”“支配”“压迫”“视他者为工具”等问题。如此，无法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这为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民族和民族互为主体性创造了根本前提。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的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想至今并未完全消除。加强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互主体”观念需进一步深入人心并化为自觉行动。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各民族要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进，反对妄自尊大以及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压迫。对此，习近平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要坚决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交往是以物质和实践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的总和，而不像一些现当代西方学者那样仅仅讲语言交往、精神交往。新时代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全面加强民族交往，促进各民族彼此了解与合作互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空洞、抽象地谈交往，而是将其置于实践基础之上。交往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思考和解决交往问题要放眼一切生产生活领域，而不能只着眼于人际精神世界。
交往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交往从横向看是一种人们相互往来的关系，从纵向看是一种以实践对象为中介的活动。交往关系是交往活动的前提和结果，交往活动是交往关系的延伸和发展。交往活动即交往实践，“交往实践是诸主体间通过改造相互联系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社会关系的物质活动”。
生产和交往是人类最重要的两种实践活动，二者相互交织，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纬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既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也是主体与主体的社会交往活动。前者即生产实践，后者即交往实践。而且，这两种实践活动有机联系、相互交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交往与生产如形随形、相伴而生。一方面，生产实践决定交往实践，有什么样的生产实践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实践；另一方面，交往实践是生产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交往实践就没有生产实践。
劳动和交往实践关系密切，有什么性质的劳动就有什么样的交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因占有生产资料而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劳动异化，相应的交往也是异化的，“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在“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的社会，即在超越私有制的社会，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的表现，劳动证实和实现我的人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根基和政治法权导致劳动异化、人际关系扭曲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追求劳动的自由与解放，高扬劳动价值及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与机会，重视人的劳动能力的培养，强调按劳分配、自由交换劳动成果，等等。社会主义通过正义的劳动建立起人与人的合理价值关系，为人们进行和谐、公正、平等的交往，并依此进行自由联合和团结协作奠定了前所未有的优良制度基础。
交往实践总体上可分为两类，即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交往”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达一百多次，“‘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其中，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它决定精神交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由此可见，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紧密联系，思考精神交往不能脱离物质生活。一些西方哲学家把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割裂开来，只从精神角度进行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即使把精神交往讲得十分美妙动听，他们的交往理论也仅仅是不结果实的“华丽花朵”。
团结是交往的结果，有交往才有团结。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信息化的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作为交往的两大类型，在现实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和社会交往等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各方面。新时代要抓住发展机遇，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民族平等互利为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团结为旨归，在各领域全面加强民族交往实践。
经济交往是最基础、最具本源性和驱动性的交往，加强经济交往是促进民族团结最重要的途径。马克思晚年认为，俄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这是说，落后国家可通过世界的普遍交往所获得的资金、技术等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发展不平衡。尽管解放后有些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同其他民族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政策，贫困民族纷纷实现贫困摘帽，但各民族的经济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这些内讧，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14]。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是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基础，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要继续进行帮扶，民族地区要不断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实现自身发展，如此逐渐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才会持续推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除了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经济交往外，各民族之间也要加强经济交往。这种经济交往最典型的表现是各民族的贸易往来。大力发展民族贸易交往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绢马互市、茶马互市等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交往形式。其中，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市”最为典型。汉族以耕种为主，北方游牧民族以放牧为业，通过“互市”互通有无，双方优势互补，生产力都得到了发展，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在交往过程中，各民族相互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围逐渐扩大且内涵日益丰富。从古到今，很多民族聚居区都有定期“赶集”的习俗。“赶集”吸引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在一起，使交易市场异常活跃。诸如“赶集”之类的经济交往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经济需要，而且对民族团结的作用巨大。这些交往使得各族人民在生活方面越来越富足，在思想方面越来越开放，在情感方面越来越亲近。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你来我往，互相依存，互通有无，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民族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更加紧密。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的重要工作，今天，我们要抓住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在以往基础上采取更多更好的对策和措施，加强经济交往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政治交往古今有之，但方式有别。民族政治交往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和亲、朝贡、会盟等，这些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但很多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新中国的民族政治交往主要指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国家通过制度、政策等促进政治交流，调节族际关系，以达到全国统一与族际和谐等目的。新中国宪法确立的民族平等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统一。
加强以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协商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治交往，以下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管理。中国宪法规定，各族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要机构中应有少数民族代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行政首长由本民族的公民担任等。今后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确保维护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各项政策落细、落小、落实。二是加强民族地区的干部队伍建设。要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大胆使用，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当主官、挑大梁”。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交流，这既包括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发达地区进行锻炼，开阔视野，增强能力，又包括选派发达地区的干部到民族贫困地区挂职，助力其建设发展。
文化交往对民族团结具有无形的作用。文化是民族的标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在赋予民族个性的同时，又带来了民族间的距离。各民族只有加强文化交往，才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融合，从而团结和睦，否则就会相互隔绝和离散。中国各民族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也都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新时代，我们要利用好这种优势，通过文化交往不断推进各民族更加紧密团结。
一方面，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族文化交往创造了优越条件。社会主义坚持各族文化平等，维护各族文化多样性，推动各族文化传承发展。文化交往中，各民族要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相互借鉴优秀文化成果。“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一个民族只有尊重、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才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和承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只有源源不断地从其他民族汲取文化养分，自己的文化才能持续和强大。中国历史上，正因为各民族有“并行不悖”的理念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各族文化才共存共生、交融互补，中华民族才呈现团结互助、繁荣发展的局面。新时代民族文化交往有民族节庆日欢聚、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文化下乡、文化旅游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又交流了民族情感、促进了民族团结。语言是交往的重要工具，也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民族交往中，既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另一方面，要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交往促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国各民族共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的和根本的是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认同作为整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认同作为部分的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育而不相悖。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6]。革命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形成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坚守信念、顾全大局、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团结友善、平等互助等。认同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有助于培育共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取向，凝聚和激发奋进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认同具有基础和导向作用。新时代，“讲文化认同，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民族社会交往即各民族在生产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发生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往来。民族社会交往包括民族间的通婚、生产协作以及居住环境上的相互嵌入等。这些交往从古延续至今，鉴于其对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新时代要通过引导、宣传、政策鼓励等进一步加强。民族社会交往的内容和形式需与时俱进，今天的交往，除了延续、巩固传统以外，还要不断创新发展。
一是加强城市交往促进民族团结。传统的民族交往主要发生在民族村落、民族杂居和聚居区中，即住所不远的各民族相互往来。今天，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跨区域大流动，许多农村少数民族同胞进城务工，并且有不少人在城里定居；许多民族同胞跨省学习、工作和生活，并且频繁流动。城市民族交往日益频繁，这在总体上更加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亲近和包容，不断增加共性。正如有学者指出：“职业化、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集镇中不同民族个体和群体间的交往程度和关系水平，较之乡村牧区社会生活自然化水平较高的不同民族个体和群体间的交往程度和关系水平要高，民族问题要少，民族团结要好。”但是，随着民族交往频率的增加，民族间的摩擦碰撞问题也会增多。城市民族交往中，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要为少数民族同胞的就业提供机会，各民族同胞一起进行生产劳动，在分工合作中增进团结。又如，要让各民族的学生在同一学校同一班级接受教育，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再如，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为社区各民族的友好交往提供平台。城市民族交往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契机，如果各民族在交往中能相互尊重、妥善化解各种矛盾，民族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和谐。
二是注重网络空间交往促进民族团结。今天，互联网已进入千家万户，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都有大量网民。互联网的普及大大拓展了交往空间，人们足不出户利用电脑或手机就可以表达思想、交流情感、互通有无。互联网如果被充分加以利用，就能极大促进民族团结。相关部门要搭建民族在线交流平台、利用网络传播优秀民族文化并进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为各族群众提供快捷方便的公共服务等，“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网络是双刃剑，利用好了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利用不好可能破坏民族团结。因此，相关部门要对网络空间的民族交往进行引导、规范和管理，杜绝网络语言暴力，杜绝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等。在网络民族交往中，无论谁都不得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不得编造、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这不仅是道德要求，而且是法律规范。
作为唯物史观重要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回答了人类社会为什么要交往、如何有效交往、从哪些方面进行交往等诸多问题。民族交往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新时代加强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探索，都要以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为重要指导，并从其丰富翔实的论述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养分。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